虎嗅注：任正非居然出来接受采访了，据说是他“头脑发热”的决定。在接受媒体采访中，他公开回应了诸多外界对华为的“困惑”，比如为什么采用轮值董事长制，他说，主要是避免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避免优秀干部和优秀人才流失。被问到华为是否会把总部外迁出深圳，他回应道：“华为‘外迁’是不存在的事情，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，都是部分媒体炒作的。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，这里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。”
在这里补充一点本文作者陈姝对当天媒体采访任正非的细节描述——
采访任正非的这天，深圳已是入夏的节奏。任正非当日身着一件普通的白色衬衣，兴致极高，签约仪式结束，他的脑门上已渗出细小的汗珠。
面对媒体，任正非一落座便侃侃而谈。采访期间，他还拿起华为新一届董事会的合影，向记者逐个介绍照片上的成员。大合照上，他身着玫红色T恤，笑容满面；而另一张他与华为三位轮值董事长的合照，他又在T恤外面披上一件浅蓝的西装，站在照片的最左侧。
在记者心中，任正非是全中国最难采访到的企业家之一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太低调了。“我不低调啊”。采访时他却笑着说，“其实我每天都在内部讲话，讲话几乎天天发总裁办邮件”。他说，文学作品总想编造一个完美的人，比如科学家拉着小提琴，但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科学家就是在某方面比较突出，某方面可能还比较憨。“公众形象由公众人物去应对，以后董事长应常见你们。”他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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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提到华为，都会说华为是“狼文化”。但任正非觉得，外界对“狼”的理解有所歪曲，并不是他们的原意。“狼嗅觉很灵敏，闻到机会拼命往前冲；狼从来是一群去奋斗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；可能吃到肉有困难，但狼也会不屈不挠”，任正非说，华为永远都会是“狼文化”。
原载于深圳商报，作者：陈姝，原标题为《对话任正非：深圳总部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》。
4月4日下午，深圳市政府和华为在华为位于坂田的总部签署合作协议，华为将扎根深圳发展，建设国际化总部。会后，任正非接受了记者专访，畅谈改革开放，企业发展和内部管理，以及新技术的道路。
一、深入改革开放，就能托起国家的梦想
记者：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进入改革的深水区，应该怎么推进？
任正非：“法治化、市场化”，认真去落实这六个字，发展前景就会很好。第一，要通过开放，让更多的外国企业进来。第二，华为对世界也是很负责的，如果我们出去总是想“搞名堂”，我们能在170多个国家生存下来吗？外国公司也是一样，它们总体是负责任的，而且内部管制比我们还严格。政府不仅欢迎华为发展，也应该欢迎世界所有公司都来发展，这样就能托起国家的理想和梦想。
未来我们的国家应该坚持更加开放，欢迎外国公司来投资。我和台积电张忠谋讲过，当年我们没有留学机会，不可能有他那么好的条件，像他一样创业，成为世界领袖，我们只能是从小舢板开始的，没有技术就去搞代理，没有资本就大家凑，逐步走过来的。但是今天我国已经具有这样好的条件，为什 么不更加开放呢？
记者：美国对于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，对华为会有影响吗？
任正非：影响是必然存在的，作为企业要慢慢去克服。这几十年来我们不仅遵守各国法律、联合国决议，也尊重美国的域外管辖权。市场不买我们的产品，这是客户的选择，很正常。如果说我们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，理由是什么？事实是什么？证据是什么？
美国是个法治国家，处理问题也最终会讲事实和证据的。我们没有错误，如果只是谣传或误解，不那么客观，我们也不会太在意。
二、轮值董事长避免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
记者：华为刚刚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，把轮值CEO制度改为轮值董事长制度。新一届董事会延续集体领导模式，这是出于什么考虑？
任正非：三位轮值董事长在当值期间是公司最高领袖，处理日常工作拥有最高权力，但受常务董事会的集体辅佐与制约，并且所有文件需要经过董事会全委会表决通过；董事长是管规则的，主持持股员工代表会对治理相关规则及重大问题表决的权力，最高领袖群的权力受规则的约束；并受监事会对董事会行为的监督，监督最高领袖。
最高权力是放在集体领导、规则遵循、行为约束的笼子里，以此形成循环。三位轮值董事长循环轮值，主要是避免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避免优秀干部和优秀人才流失。
记者：董事会新成员出来后，外界说华为实际领导者还是您？
任正非：这十几年来，华为是集体管理决策机制，所有的决策都不是我做的。我只是有发言权，跟大家讲讲我的想法，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不听，我的很多想法也没有被实施。所以，我就多讲几次，过几年可能他们就听了呢？
记者：新董事会对华为未来的发展，会带来什么变化？
任正非：新董事会只是迭代更替，引入了一些新鲜血液。大多都是继续被选进来了。我们公司的第一代奋斗集体本着开放进取的哲学，历经三十年，与十八万员工共同努力，把一盘“散沙”转变成了团粒结构的“黑土地”，把“航母”划到了起跑线；第二代奋斗集体要与全体员工一道，继续刨松“土地”，努力增加土地肥力，坚决为战略崛起而奋斗，再用二、三十年时间，建立起清晰方向、有序组织、顽强奋斗的集体，与西方优秀公司一同为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稳定服务。
三、研发要“先开一枪，再打一炮”
记者：华为从2009年就开始投入做5G，今年会推出面向规模商用的全套5G网络设备解决方案，2019年推出支持5G的麒麟芯片和智能手机。您怎么看5G未来的市场空间？
任正非：科学技术的超前研究不代表社会需求已经产生。如果社会需求没有发展到我们想象的程度，投入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。我不认为现在5G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，5G可能被炒作过热，因为需求没有完全产生。如果说无人驾驶需要5G，现在能有几台汽车实现了无人驾驶？轮船、飞机如果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，但是飞行员不上飞机，乘客敢上飞机吗？
社会如果需要更高的带宽，4G就能做到，日本和韩国不就做得很好吗？现在的设备没有发挥出很好的作用来，如果期望用技术来代替，不现实，系统工程不是有一个“喇叭口”就能解决的问题。
这是我的个人意见，业务部门倒是希望5G更快商用，这样他们可以多卖一些产品。
记者：华为去年成立了云BU，很多公司在做云计算业务，华为怎么做出自己的特色？
任正非：在云计算方面，其实华为没有做业务内容，我们只是做一个基础平台。这个基础平台就像东北的黑土地，上面谁都可以来种庄稼，种“大豆”、种“高粱”，比如做平安城市、做汽车……华为云是千万家内容的集合，华为的合作伙伴有数千家，其实新闻报道的“云”很多都是他们做的，他们做成功了，把光荣让了一点给我们提供“土地”的。
但“土地”的改造很难，直到今年我们也不能说真正做好了这个平台。传输和交换不是平台，但它是平台的基础，华为联接全世界170多个国家、1万多亿美元网络存量的传输交换，把它转换成平台，让所有的“庄稼”成长，这是我们的理想。
记者：2017年华为研发费用是897亿元人民币，约占全年收入的14.9%。近十年，华为投入研发费用总计已超过3940亿元。未来十年，华为每年会以超过100亿美元的规模持续加大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。华为未来的创新会重点在哪些领域？
任正非：主要是投在主航道上的基础研究，人工智能部分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。人工智能的突破主要是算法、算力和数据，这些都是很难突破的，我们跟随世界的投入前进，同步世界的发展。
在人工智能领域，目前我们主要做基础研究，用于改进内部管理，如果要运用到产品上，还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和距离。对于前沿科学，研发实行先“开一枪”，“让子弹飞一会”；看到线索再“打一炮”，只需要小范围研究讨论就能决定；如果攻“城墙口”需要投入“范弗里特弹药量”，由高层集体决策。
记者：华为做不做区块链？
任正非：区块链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。算法算力是超尖端技术，是极难的。
四、不做多元化业务，永远聚焦主航道
记者：华为去年全球销售收入6036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15.7%，净利润475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28.1%，可以说是非常亮眼。
任正非：其实我们做得不好。去年我们搞了一个活动叫“烧不死的鸟是凤凰”，当时处理了大量高级干部，很多人都是降两级。我也是被处分对象之一，轮值CEO都被处分了。为什么？就是要以此来警戒我们公司管理要走向更加科学化。
记者：华为一直强调聚焦主航道，但现在新经济这么活跃，有没有想过跨界？
任正非：华为做的是管道，只管流量的流动。终端是管道，它相当于“水龙头”，企业业务也是管道。我们的技术理论架构模式，将推行“每比特成本下降的摩尔定律”，做网络的不断简化。网络不断简化的结果，我们的销售收入将会不断减少，但受益的是整个社会。华为公司过去这么多年，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事情，比如光网络按每比特计算成本，这些年其实降价了近万倍，这成就了互联网。我们不断递减，需要在基础科学上做出更大研究。
华为不会做多元化业务，会永远聚焦在主航道上，未来二、三十年，可能我已不活在世界上了，但相信后来的公司领导层仍会坚持聚焦。
记者：华为不久前发布关于《华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.0总纲（公开讨论稿）》（以下简称纲要2.0），对有关公司未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了改进方向。您是否会担心，华为到了今天的体量，在管理上会存在大企业病？
任正非：我们现在大企业病应该是很严重的，纲要2.0的目的，其实就是批判我们自己，如何能精简组织，提高效率。有高层领导批判我们自己，说曾经对人的管理都是科学管理，现在怎么变成数学管理？这就是僵化教条了，机构太庞大、太沉重了……这样董事会成员带头炮轰华为，促进全公司警醒。当然，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，先炮轰，然后一点点小改革。我们只要看到了方向，就能慢慢改革，提高效率。
五、华为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
记者：华为这次跟深圳签署了“扎根深圳，展望未来”合作协议。这也是对此前外界关注的“华为外迁”最好的回应。
任正非：华为“外迁”是不存在的事情，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，都是部分媒体炒作的。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，这里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。
记者：深圳今年将率先推出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20条政策措施，您觉得深圳的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改进空间？
任正非：深圳的“营商环境”总体已经很好了。我们创业的时候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，去大排档吃碗炒米粉，店主早上四五点又起床给我们做早餐，他们说你们挣大钱，我们“扒一点”。广东人很宽容，这就是很好的营商环境。深圳现在法治化进步很大，我们很满意。
记者：您一直强调华为的创新要做好基础研究，那您对深圳加强基础研究有什么建议？
任正非：现在社会思想泡沫化，大家都想去炒炒股、炒炒房，但是数学不是能“炒”出来的，需要数十年的努力。5G有两个关键技术：长码和短码。长码是1964年美国教授写的一个编码方式，短码是2008年土耳其一个教授写的编码方式。围绕这两个方程，数十年来几十个公司可是有上万人在追随研究，才变成了标准，做过才知道有多么的难啊。
深圳在投资基础教育上是积极的，开办这么多大学，每年增加投资几十所中小学，迟早基础研究会起来的。虽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，但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了，我们几十年都不能等吗?
